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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书法家熊任望先生  

2014-02-02 18:05:5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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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书法家熊任望先生
(2012-03-04 12:57:59)


怀念书法家熊任望先生

 

                                                                            蔡永胜

 

2010年12月26日,华北电力大学仇必鳌教授来电话说书法家熊任望先生去世了,我听后心情沉重。自从八十年代到保定求学,与河北大学楚辞研究教授、诗人、书法家熊任望先生交往了二十多年,近年由于我忙于著述,与外界联系不多,故与熊先生通信少了,但从必螯那里了解到熊先生起居正常,也就安心,今闻熊先生忽然去世,不禁回忆起与熊先生的交往片段。

1989年我与朋友发起并组织全国高等院校师生书法展,邀请熊先生作为特邀作者参展,他很快寄来书法作品,我回信说作品很不错。待到是年5月4日书法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式时,邀请了柳倩、沈鹏、刘艺等先生参加剪彩仪式,熊任望先生当然也在邀请之列。当时物质条件比较差,所邀请的嘉宾也不管午饭,开幕式后看完展览就送老先生们回家了。熊先生从保定赶来,中午我就陪他到美术馆对面的一家小餐馆吃饭,饭菜很简单,不过因下午事情较少,便和熊先生谈话时间较长,熊先生向我叙述他的一些经历,对于书法领域的一些现象颇有不满,我劝熊先生不必为琐事烦心。我为展览所写的跋语给熊先生留下很好印象,因为柳倩先生误以为是某老先生所作,问“哪位是蔡先生?”,待知道我当时只有二十出头,觉得出乎意料之外,熊先生也说此跋语很得《祭侄稿》韵味,刘艺先生评价也很高,美中不足的是写了两个简化字。我当时年轻,对书法热情高,得到老先生们的一致肯定,自然很高兴,应该说,这次展览是我和老先生们深入交往的开始。

我在华北电力学院研究生部工作时正值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我们恨不得把北京乃至全国所有的知名人士都邀请到学院讲演,每星期少则邀请一人,多则两三人,哲学界、文化界、艺术界人士频繁来学院讲演,当时的报酬只给区区三十元,被邀请的人讲演颇多精彩者,有时还请音乐学院的师生来学院演出,学校文化气氛十分活跃。全国高校师生书法展时,我们将熊先生安排住在电力学院研究生部招待所,晚上邀请熊先生为学生们讲解书法,记得那天晚上来听讲者不多,但熊先生讲得很认真,感觉熊先生不善于理论思维,所讲多平实话语,讲后当场作书,至今记得他拿支大笔在宣纸上埋头写,有种农夫在自家菜园子里精心灌溉的感觉,他身材瘦小,没有北京学者那种风度,甚至让人生出一丝怜悯。他谦虚地说书作并不满意,又展示他的书法照片,他说照片上的字肯定是他写的,虽然他当场作书的作品似乎逊于照片的作品。熊先生说话时很认真,可在我们当时听来却觉得幽默,心想谁会拿别人的字说成是自己的字呢。

熊先生的楷书主要是出自《始平公造像》,该造像是《龙门二十品》中的一品。八十年代我临习行草多,临习魏碑少,知道熊先生善写《始平公》,就临了一阵魏碑,以便请教,一次用《始平公》造像中的字集了一幅联句“窟壁石碣寻造像,飞塔流云觅先人”,对仗并不工整,主要是为了总结我临习龙门书法的成绩,我与必螯一起到保定河北大学熊先生寓所拜访熊先生,展示我的临作,他肯定临作的优点是章法疏朗,缺点是字体不够紧密,熊先生说《始平公造像》的特点在于紧密而不死板,好比攥紧的拳头,我觉得熊先生说得对,他又指出联句中某字并非出自《始平公》,我说的确如此,服膺熊先生对于《始平公》的熟悉程度之深。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与熊先生通信多起来。某次在美术馆结识了中央音乐学院蓝玉崧先生,听说熊先生有出版书法集的想法,便顺便邀请蓝教授为熊先生书法集题写书名,蓝教授慨然应诺,很快写了签,我即寄给熊先生。没想到熊先生早就十分佩服蓝教授的草书,非要前来面谢,当然熊先生还有别的事,就是他为河北大学邀请柳倩先生到河大讲学,这些事免不了我奔走,就是联系蓝、柳二先生。熊先生来京,我安排他住在我老同学刘永奇、刘军工作的华北电管局招待所。我们同学三人和熊先生一起吃了顿饭,记得当时熊先生还从保定带来了一只烧鸡,饭后与熊先生攀谈,印象中熊先生对于书法之外的东西了解不多,对于我们感兴趣的哲学、文化问题,熊先生没有什么涉猎。

那次我陪同熊先生拜访了蓝教授,拜访前,熊先生说他很仰慕蓝玉菘教授,说蓝教授是当代草书的圣手,看得出熊先生是发自内心的。到了中央音乐学院蓝教授家,蓝教授很热情,为我们泡了茶,熊先生首先向蓝教授表达了自己的敬慕之情,以及慨然题签的谢意,两位先生首先谈了各自的经历。之后蓝先生谈兴颇浓,谈笑风生中典故随意引来,当代书法家在蓝先生眼里全不值得一提,谈到自己的作书体会,幽默地说自己总是在大便时阅读碑帖,作草书每用“狗急跳墙”法,蓝教授慨言自己所记住的草书字比字典上的要多,他还拿出自己珍藏的傅山抄写的小楷书一册,敦煌文书一卷,当时我从来未见过傅山真迹,敦煌文书只见过印刷品,所以印象很深。熊先生拿出自己的书法照片请蓝教授指教,蓝教授似乎居高临下地评判了熊先生的字,熊先生说自己早年受胡小石与郑诵先先生的影响,蓝教授说熊先生书的确与郑先生书相像,对胡小石与郑诵先似有讥评;我也出示了我临习王羲之与黄宾虹的习作,蓝教授似乎认可,问我王羲之稿书中“不”后面的以长竖何意,我说大概是“不具”,蓝先生说释“不一一”更合适,并说他曾经和黄宾虹学习过,当时我特别佩服黄宾虹,听说蓝教授曾受黄宾虹指点,便有种神奇感,似乎自己因接触蓝教授而亲炙了黄宾虹的法乳。蓝教授出示了自己的小楷书作,十分自负,说自己小楷超越古人,我当时仔细看过,的确十分精美,我说蓝教授小楷可比傅山——我的意思是书法成就意义上的,蓝教授并不以为此话是恭维,他认为——傅山怎么能和我的小楷相比。临别时蓝教授送给熊先生和我各一件书作,并几行便条大小的小楷书。离开蓝玉崧先生家,回来的路上,熊先生似乎认为蓝教授过于自负了,对蓝教授有所嘲讽,好像因此丧失了对蓝教授的敬仰,对于蓝教授送给我俩书法作品,熊先生不以为然,说,“如果别人不索书,我从来不赠人书”。我对蓝教授自负并没有什么不快,反倒有如坐春风之感,至于赠书,当年黄宾虹常给人寄赠绘画,是美德;熊先生长我四十岁,感受自与我不同。我觉得熊先生似乎在蓝教授那里并不安适,甚至有种挫折感。待我陪同熊先生拜访柳倩先生,熊先生心理上才获得了满足。

我陪熊先生拜访柳先生是在访问蓝教授之后的一天晚上,熊先生还特地为柳先生买了礼品,熊先生主要目的是邀请柳倩先生到河北大学讲学。见面后,他二位老先生都很谦恭,说话措辞特别客气,所谈内容却不多,柳先生强调“诗书双创”之类,就是效法古人写自己的诗,熊先生以为甚是,柳先生当面答应熊先生可以到河大讲学。告别柳先生,熊先生认为柳先生儒雅可亲,嘱我以后多向柳先生请教。后来柳先生应邀为熊先生写了幅字,是“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八个字,这当然是对熊先生书法的褒奖,但似乎也落了俗套,就像二人的谈话,因太客气而显得不真实了,熊先生委婉地来信让我转告柳先生——是否能认真地写张字,柳先生就写了首诗让我转给熊先生,其中有“诗书评骘得其真”一句至今还记得,后来熊先生又回了和诗,其中一句是“铿铿一语石天破”,显得过于夸饰了,两首诗都刊载于《柳倩诗集》中,柳先生曾题赠我一本。

通过体察熊先生拜访蓝、柳二先生,我以为熊先生与同龄人交往更倾向于儒生气质,在恭维话中略谈些诗书——是熊先生所喜欢的氛围。蓝教授是天生的艺术家,近于庄子的气格,臧否人物毫无顾忌,语无遮拦,庄谐互寓,举重若轻;而柳先生是温厚的诗人,近于儒者的风度。熊先生在为人上不喜狂放,甚至让人觉得他很胆小,却又羡慕狂放,这恐怕是他最初佩服蓝教授而后又敬而远之的原因。应该说这里有所矛盾,而这种矛盾反映在熊先生草书作品中就不免显得有失自然。熊先生倾慕狂放书风,其草书寻求气势上的震惊效果,然而他的追求与他本然的性灵是有距离的,他并非如蓝教授那样是天生的草书家,这就常使人感觉熊先生的草书过于外露和扭曲字形,笔画的长枪大戟貌似草书,其实几乎没有出人意料的变化,显然缺乏领会草书的精髓所在,许多大勾圈很无必要,是浪费笔墨。应该说,熊先生的楷书和行楷功底是很牢固的,他从幼年就临习碑帖,所以我们看熊先生临习的兰亭序功力很扎实;而他的草书每受到批评,恐怕与熊先生自身的性格与取法向度上的矛盾有关。

对于熊先生代表河北大学的讲学邀请,柳先生后来又一度想拒绝,可是毕竟当面答应了熊先生,就让我向熊先生询问是否可以不去,熊先生来信说,若柳先生不去就将自己卷入尴尬境地,因为熊先生与校方说妥柳先生已同意。我即将熊先生意转至柳先生,柳先生说——那就去河大讲学吧。

柳倩先生到河大讲学,熊先生和我都全程陪同。柳先生在河北大学展览了自己书写的自诗,开了一场《柳倩谈诗书画》的讲演,当时我还作了笔记,柳先生的讲演不算太成功,当然也不算太失败,主要是他所谈论的内容过于宽泛,主题不太集中。不过通过与柳先生接触感受到柳先生吟诗时那种沉雄的气度十分难得,以后我在其他人吟诗时从未感到过如柳先生感人至深者,他以八十高龄其身躯伴随着低沉的吟诗声自然地和谐颤动,非近处不能体察,才知道熊先生让我多向柳先生请益之是。柳先生又与河大师生座谈,所论首先是诗词,渐渐的谈到政治方面,流露出不满情绪,那时柳先生夫人跟随,她写纸条请柳先生不要扯远。晚上,河北大学名教授、三十年代已成名的雷石榆先生及夫人张女士陪柳先生与我等吃饭,熊先生特意向雷先生介绍我为“青年书法家”,后来雷先生知道我喜欢诗歌还特地赠送了我一张四尺对开的书法条幅。第二天,河北大学某领导、熊先生以及当时河大青年书法家付文奎携女友一行十来人陪同柳先生一起游白洋淀,柳先生兴致很高,下船时拒绝搀扶,险些跌伤腿脚。第二天柳先生接待保定索字的客人,他气定神闲地作字,竟然越写越稳健,写了一下午,不仅毫无倦意,而且如练气功般更精神了;不像有些人作书,越写越浮躁。当时我与仇必螯有感于此,必螯以为大家总有其过人之处。柳先生作书时,我等亦与熊先生闲谈,他不知何故忽然有所讥讽,亦不知对何人,知道熊先生常有不平之气,可能是受他终生研究的楚辞文风影响的缘故。

1992年我们能源部的几个朋友组织全国能源系统“能源杯”书画展览,邀请了当时北京书法名家柳倩、蓝玉崧、沈鹏、刘艺、叶秀山、王镛等人,熊先生自然也在邀请之列。原来熊先生是很敏感的人,在中国美术馆休息厅,在展览会之前书法名家坐在一起交谈,熊先生主动上前与沈鹏先生热情攀谈,说自己和沈先生都是江苏人,算是同乡,沈鹏先生似乎并不怎么热情。熊先生后来来信向我抱怨,措辞颇为激烈刻薄,大出我的意外,我回信说沈鹏先生对人其实很不错,也很谦虚,有时写了字还征求我等旁观者意见,不满意就重写,那天他心不在焉,不必在意。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如期举行后,在府右街某家饭店我们请熊先生等人吃顿饭,正好一位《中国书法》的编辑也在,我提出在此刊物上介绍熊先生的书作,编辑答应审稿后再说。之后熊先生寄来作品照片,我亲自送给杂志社编辑,但编辑审稿后还是婉言谢绝了。熊先生感到很失望,曾寄我表达怀才不遇的诗歌,其中有“无名神鬼弃”的诗句,我亦为不能为熊先生办成此事而遗憾。

1994年我的《蔡永胜草书曹植诗》在文津出版社出版,即寄给熊先生数册嘱分发保定诸友,熊先生来信给予很高评价,据仇必螯后来说,熊先生曾对赵逢明先生说此集数行可与祝枝山草书媲美。我知道熊先生过誉了,彼时我的草书还远未成熟。

1995年熊先生在保定莲池书院搞了一次书法展,当时我请蓝玉菘教授为熊先生作书一纸祝贺,我也写了一首诗祝贺,诗曰“熊公真豪健,七十犹少年。拿云志不移,大草追羲献。古稀能凤舞,九五龙在天···”(后面的诗句记不清了),熊先生不仅将蓝教授书法放于展览之首,还将我的贺作放在蓝教授书作之后,足见熊先生于蓝教授的自负虽有所腹诽,但对其书法所达到的高度还是认可的。展览后熊先生寄给我和蓝教授展览照片,蓝教授并不知道照片上他作品后面的书作是我的手笔,他说以为是香港某人作。熊先生莲池展览我有幸应邀参观,当时参观者颇多,我因此结识了许多保定朋友,如书法家、收藏夹吴占良、篆刻家郑振国等。从诸人口中,知道熊先生人前背后总是对我赞赏有加。在展览会后的座谈会上,众人纷纷对熊先生书法给予肯定,我也表达了对熊先生及其书法的敬意,吴占良在一篇文章中还引用过我当时所讲。

1997年秋10月,我在保定莲池书院君子长生馆举办了个人书画展览,熊任望先生、赵逢明先生以及保定的书法界朋友吴占良、仇必鳌、郑振国,华北电力大学师友张金辉、李晓晟、邱衍斌、杨润物等都到会祝贺,熊先生等剪彩,赵先生致开幕词。熊先生对我书法多有鼓励,处在师友们的融洽气氛中,使我感到很惬意,在莲池书院书画展览的几天里,是一段值得回忆的美好时光。之后两天我又参加了保定其他人展览的开幕式,熊先生总是被邀请主席台前列,知道他在保定书法界是很受尊重的。

之后熊先生要将自己的《临兰亭序》印刷出版,使我感受到老年人固执又天真的一面。熊先生自己的临作而请启功先生题跋,如果故交,当然可以,可是花几千元钱请题,以熊先生的收入,这是不小的开销,似乎也不必要。他写信让我联系柳先生也题跋,好在和柳先生未联系上,因熊先生来信措辞很焦躁,估计托人请启功题跋交费时心理受了压力,我回信说若收费就不请题、不收费再请题。熊先生《临兰亭序》(卷装)出版后,我将熊先生寄赠我的一卷出示给刘艺先生,并请刘艺先生评论几句,刘艺先生很认真地写了几行赞赏的话,我即将刘艺先生墨迹寄熊先生,熊先生才又谦恭起来。不久熊先生老伴去世,我即写信安慰,通电话时熊先生还算平静。

1998年左右,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熊先生的书法集,该集印刷质量上乘,开本大方厚重,熊先生即寄赠我一册,我翻看书法集,感到十分欣喜,熊先生若干年来似乎总不如意,不过他总算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受到了作为“书法大家”的待遇,于是我写信给熊先生祝贺,其中一句是“真为先生扬眉吐气”。

2000年以后,我的兴趣渐渐转入哲学研究,和熊先生的交往少了。2003年,我的一首长诗《把米扬大佛》在《当代》发表,熊先生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件,不过他似乎对我对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谴责有所误读,可能是受了当时国内舆论的影响;2004年我将我游黄山所写的诗嘱必螯抄给熊先生,后听说熊先生每年都到扬州过冬。2006年我在母校华北电力大学搞了次书画个展,必螯说熊先生本来想题写贺词,然临近展期,来不及装裱,故未用;后从朋友那里知道熊先生晚年出版了两本楚辞方面的研究著作,一直无缘拜观。

我对熊先生的回忆并不愿说一堆客套话,故将我的真实印象如实写来。熊先生敏感,喜怒每形于色,是诚实所在。就我接触的一些学者往往把学术上的争论或艺术观点上的批评上升到个人尊严,结果争论中不欢而散;熊先生少有这种缺点。我与熊先生在公共场合也不免客气,但通信讨论书法时还是认真的,有时不免有所争论。比如他说取法乎上,我则说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他认为曲高能够得众和,我则认为曲高不一定能和众——市井人论书不谬即卑;对于书法阳刚之气的理解,我每与熊先生也不同,我认为雄浑绝不是“武夫作气势”。这些书学观念上的差别并没有拉远距离,“君子和而不同”是能与熊先生长期交往的原因。熊先生是河北省有影响的书法家,他鼓励后学,每使青年受到鼓励。谨以此文纪念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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